做客花鼓山

2020年03月27日 来源: 新余新闻网 作者:彭秋平

花鼓山的来历有个美丽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这里的劳动人民就以开矿挖煤为生。一日,土地公公路经此地,预感矿井即将发生垮塌事故,即邀一仙女腰系花鼓在井口搭台演戏。矿工闻讯竞相上井观看,待矿工全部出井,花鼓仙女飘然而逝。矿工正惊愕不已,突闻一声巨响,矿井顷刻坍塌,矿工侥幸得救,无一人伤亡。为了报答花鼓仙女的大恩大德,矿山从此易名为花鼓山煤矿。

现在流行说“亚中心”,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如果说花鼓山是新余的亚中心,估计不会有人提出异议。那个时候的花鼓山煤矿,是省属企业,不说偌大的厂区,光生活区,其实就是一座小城。一条笔直的水泥路穿城而过,电影院、灯光球场、职工医院、子弟学校等建筑分列路的两旁,很有现代气息。路两旁的墙上时有海报张贴,甚至有文艺青年撰写的文章,以墙报的形式供大家欣赏。那个时候花矿煤炭产量足,煤质优,卖价好,矿上的人们生活富足、精神爽朗,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我的姨妈一家就在花矿工作和生活。这对当时生活在乡村的我们来说,那就是伊甸园,是温柔富贵乡,那时我们觉得城里有门亲戚,很踏实很骄傲。至于我们所盼望的,便是过年时,我们一群表兄弟去花鼓山做客。

我的妈妈共七姊妹,最大的姨妈远嫁宁都,路远交通不便,很少回娘家,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只见过她一次,所以在我们心中,排行老二的姨妈就成了老大。姨妈对她的乡下亲戚,很是关照,没少周济。比如,我们家出产的韭菜、橘子,大都拖运到花矿街上出售,比新余城里的价钱还好些,我父母在花矿卖东西的日子,都是免费吃住在姨妈家。姨妈家平时没烧完的煤,集结在一起,遇到有便车,她都要想法拖运到娘家。这种煤在我们乡下,称“好炭”,熬炉,火力大,而当时乡下大多烧的是“灰炭”,与“好炭”有天壤之别。这些拖运回去的煤,为外婆家解了乡下烧煤之缺。

我的亲戚大多在乡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都比较贫穷,相比来说,独有花鼓山的姨妈家富有些。他们家住的是矿里分配的房子,红砖黛瓦的平房,门上漆成果绿色,三个卧室带一个小厨房,他们一家五口住刚好,但突然加了我们6个乡下伢子的住宿,就犯难了。我至今仍记不清姨妈是怎样变着法子把我们安排住下的。现在想想,那时真让她为难了。我的姨妈在花矿职工食堂管理账目,打理生活自有一套。她身材高大,长得胖,什么事情都是笑笑,大脸盘很有亲和。她说起话来嗓门大,霸气。隔壁住着一个疯婆子,经常在家里哈哈大笑,有时也骂人,看见我们一群乡下伢子,疯婆子也兴奋起来,口里乌噜哇啦,什么“一群伢子”呀,什么“莫好颠婆”呀,甚至跑到姨妈家门口吐口水,别人嚷她,她不怕,可我姨妈一露面,她便吓得躲起来。另一件事是,姨妈曾将自己的妹夫骂得揩眼泪——要知道,这个妹夫也是吃公家饭,且有个性有能耐之人。

我的姨父突出的特点是鼻子大,有点像他喜欢抽的纸卷的“喇叭筒”。他的鼻子很灵,我们一进门,他就闻到了我们带来了乡下腌菜:萝卜干、霉豆腐、南瓜酱等等。他接过我们手里的东西,启开罐盖,随手拈了一条萝卜干往嘴里塞,嚼得嗞嗞响,很享受的样子。姨父是乡下苦孩子出身,崇尚节俭,喜欢沉思,话不多,说话也是轻言细语,且带着笑,笑起来眉角往向挑,眼里放光,充满睿智。他当时在花矿汽车队工作,从事汽车维修,技术方面很有一手,特别是电工,可谓他的专长。我记得他当时就有“万用表”,有时乡下亲戚的收音机坏了,带过来让他鼓捣几下,大都可以出声;至于焊接一些小东西,那更不在话下。我记得我父亲当时经常下乡爆米花,爆米机盖子是锡质,而铸造锡盖的模子,就是他用钢板切割、焊制的。姨父喜欢学习,他当时住在侧面的卧室,算是这套房子的主卧吧。他每天临睡前,都要半躺着,戴着花镜,就着台灯看几页书,困了,才将书页折上,明晚继续阅读。姨父在单位有一定的权威,当时我们这些亲戚从花鼓山出来,大都能坐上到新余拉货的便车,省下几毛钱。有次我的父亲从新余到花矿,正好看见一辆拉货的汽车回花鼓山,父亲想搭个顺风车,便报了姨父的名字,对方不买账,没坐成。姨父知道此事后,很生气,问了司机的长相,说了下次要为难他。

表哥小冬和小明,是睡一张床长大的兄弟,真正是哥俩好。大表哥小冬,在矿井当技术员,后来还到萍乡煤炭学校深造。他当时还没有结婚,性子温和,什么事情都不急。他上学时喜欢画画,且画得不错。我就曾看过他临摹的“仕女图”,表情生动,线条流畅,色彩和谐,很有质感。我们一起吃饭时,都站在门口,围成一圈,小冬表哥喜欢出一些智力测验题,考我们这群乡下表弟,考得我晕头转向,当时觉得他是一个知识广博之人。小冬表哥平时讲普通话,但在我们面前,他却喜欢讲乡下土话,模仿乡下老太太的腔调:“高上女子哦,盘浪骇面啰”,让我们笑得喷饭。可一不小心,他就从弟弟小明碗里,把好吃的菜给夹走了,等小明表哥反应过来,才知中计,可为时已晚。我小时候曾经穿过一件工作服,帆布做成,四个兜,可能是小冬表哥小时候穿过的。后来送给了我,穿在身上,很神气,同学们说有点像南斯拉夫影片《桥》里的工程师。

二表哥小明,当时还在上高中,长得高大、白净,是个帅哥。他当时的理想就是当空军。每当谈起谁当上了飞行员,他就兴奋的两眼放光。后来听说他真的去检兵了,但好像是视力这关没有过,所以他的理想一直没有“飞起来”。在我的印象上,小明表哥自小最大的爱好就是买连环画,他的所有零钱都变成了几百册连环画,而且他似乎有洁癖,不喜欢别人动他的东西。有一次过年到乡下做客,一大伙人谁也没注意他,吃饭时却没见人,急得大家不行,后来才知道他独自一个人去了姚圩供销社买连环画了。他的很多连环画都是成套成套的,绝不容有折叠、污损,是真正的爱惜。几十年过去了,不知道小明表哥那些连环画现在还收藏在吗,如果在,可能有一定的价值了。

小萍表姐只比我大一岁,她是家中的乖乖女。记得小时候,她穿一条黑底碎花裙子来乡下做客。当时乡下没有一个女孩穿裙子,惹得很多乡下女孩来看,眼里很是羡慕。后来长大些,在花矿子弟学校读书,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很好听,在家中,她是最无忧无虑的一个,笑声清脆,可以说家的活跃空气就是由她点燃的。等她读初中时,穿一件黄色的羽绒服,更衬得脸色白净、亮丽。受父母的委派,回访乡下亲戚的事,大都由她打理,她是三个孩子中下乡较多的一个。

当时姨妈家有一台14吋黑白电视机,安放在前室的窗台下,正对窗台的墙壁下放着一张床,是表哥小冬和小明两人的。床前不远处侧放一个小茶几,茶几两旁是一对黑格红底的单人沙发。之前我们这群乡下伢子很少能看到电视,觉得很新奇,尽管是春节,但大白天电视也并不是随时开着,而是从报纸上查看节目单,有了好的节目,一俟到了钟点,小萍表姐才拉上蓝色窗帘,拧开电视。这时近旁几户人家的孩子,好像闻着了气味似的,也挤进来看。记得我们争着坐那对新沙发,软软的很有弹性,还散发着淡淡的皮革气息,这在之前我们是没有过的体验。乡下伢子性子野、嘴杂,我们有时议论电视里的情节。比如,有次看《上甘岭》,看到战士们因干渴而昏厥,独有管理饮用水的卫生员好像没事,还唱起了“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们中有人戏谑她是不是偷喝水了,否则口干怎么能唱出歌来?小萍表姐听了有点生气,批评我们很无聊,说得我们脸红起来。

我们这群做客的乡下伢子,在姨妈家最受宠的便是我的弟弟桂平。他自小长得胖嘟嘟,外号“胖子”,很惹人喜爱。他也懂得讨巧,会说一些憨态十足的话,让姨妈一家人争着宠,一会儿坐在这人腿上,一会蹦到那人怀里,人人都爱抚弄他胖嘟嘟的脸蛋,逗他,很是怜惜,是一家人的开心宝,让我们好不羡慕。

饭后,如果有空,姨父常和小冬表哥坐在前室的床上下象棋。似乎是意识中的约定,只要是姨父拉一下棋盘,小冬表哥就心领神会。他们可谓是棋逢对手,小冬表哥年轻,思维活,出棋快;姨父喜欢深思熟虑,步子稳。有时走了几步,姨父却悔棋了,父子俩争争吵吵,甚至面红耳赤。这个时候,我的姨妈就会出面说几句,等父子俩平息下来,屋里只听见棋子落下的声音。

记得那年春节我们还到花矿电影院看过一场电影,这可是平生第一次进影院。电影院是钢筋水泥二层建筑,很气派,上面写着“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左右红底镏金对联是毛主席的字体:“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小明表哥带我们进去,一路上遇到他的很多同学,互相打着招呼。里面是木质长椅,编着座号。电影的内容就记不清了,但看的是彩色电影,这也是平生第一次。

大年初六到了,寒假作业还没做完,我们要赶回去。姨妈本意是留我们再住一天,她一大早就买了一条大草鱼回来,但拗不过我们,只好答应。正好小冬表哥调休,姨父便命小冬表哥搭便车送我们到了新余火车站,帮我们买好车票。那是春节增开的一列“加班车”,里面没有座位,也不报站。小冬表哥把我们送上车,却不放心,反复叮嘱车厢里的乘警到黄土岗车站提醒这几个孩子下车,又叮嘱我们有事找乘警叔叔。列车开动了,我从窗户里看到小冬表哥站在站台上,感觉眼里总有几分担忧,好像我们会丢了似的。

1987年我毕业分配时,我的舅舅一直想把我弄到花矿子弟学校。记得师范最后一个学期,舅舅还用毛笔给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找了有关领导,好像还送了一点小礼品,分到花矿子弟学校还是有点希望的。舅舅的意思是,花矿子弟学校离姨妈家只隔一条马路,有亲戚在一起,到时找女朋友成家什么的,能够有个照应。舅舅的想法当然是好的,那个时候同学们都在愁着毕业分配的事,我也有时会憧憬以后在花矿工作的好光景:周末,我会爬上龙王寨和大王山观景,去探索花鼓山的传说、风土人情,我会把它整理成文,告诉我的学生,花鼓山值得我们眷恋;晚上如果有空,我可能到灯光球场,看一场比赛,如果球员能来个潇洒的急停跳投,我肯定会给他掌声;放学后,我会到姨妈家走走,偶尔吃一顿姨妈做的红烧草鱼;饭后,我要看一看姨父和小冬表哥下棋,甚至也参与进来,来个“打擂比赛” ……但最终的结果是:我被分配到一所乡村小学。

2019年4月6日,我重访花鼓山。几十年过去了,我感觉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独有花鼓山在原地踏步,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些老东西,且无人打理,就像一个小儿麻痹症患者的某一条腿,停止了生长,且在日渐萎缩、退化,长满陈污旧垢。当年,我与花鼓山擦肩而过,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的一大损失;但花鼓山错过了我,焉能说不是一大损失呢?因为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想从网上查阅花鼓山的有关资料,但找不到有价值的信息和文章。在这个充满喧嚣的信息化社会,花鼓山处于失语和静音的状态,焉能不被外界屏蔽?

我的姨妈和姨父都已经不在了,我为之黯然神伤。在我偏头沉思的瞬间,忽然看见书房床头柜上一盏台灯——这是1992年我结婚时,姨妈送给我的礼物,我从乡下调到城里,把它带过来了。虽然很久没用过,黄色的台灯上沾了灰尘,我用抹布擦干净,一扭旋扭,竟又亮了,有关花鼓山的往事又如灯光下的尘埃,丝丝缕缕飘在我眼前。

[责任编辑:邓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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