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姚圩一条街”故事

2020年01月03日 来源: 新余新闻网 作者:蒋方生

多年来,在新余民间,流传着深圳有新余“姚圩一条街”的故事。说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广东深圳火车站前的春风路。相传,在这条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夜晚霓红灯照如白昼的春风路上,到处都可以见到新余姚圩人的身影,时时都可以听到新余姚圩人的乡音。

那时候,假如你到了深圳,只要漫步在春风路上,就可以听到新余姚圩人互相打招呼的乡音。有人竟会隔着马路朝对面的老乡打招呼叫喊:“喂!刘家女仔,你找到事做么”? 

“找到了哦,在广西宾馆当服务员,300块钱一个月,包吃包住。你呢?”

“我也找到了,在蒋老板洗车场洗车,包吃包住,250块钱一个月!”

……

他们说的蒋老板是何许人也?深圳有新余“姚圩一条街”的传说,又是怎样的事实真相呢?

他们说的蒋老板名叫蒋国元,一位身体矮胖的中年男人,老家是当时的渝水区姚圩乡蒋家村。

1968年,蒋国元在家乡报名参了军,在部队从战士、班长,到排长、指导员、教导员;1979年,他先后随部队调往深圳武警部队、深圳边防检查站,成为姚圩乡第一个在深圳特区工作的人。

当中国改革开放、新余农村实行分田到户后,国元每次回乡探亲,都十分关注家乡的发展变化,更加关心老家村庄农民的吃、穿、住、行。

然而,1985年春节前夕,当国元坐火车转汽车回到蒋家村时,走进村子四处张望,除了见到村口多了些猪、牛、鸡、鸭、鹅外,村里人的房屋还是那样陈旧,衣着还是那样简朴。他那时就认为,农民只有进城务工赚钱,才能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

国元刚走到家门口,立即被大家族兄弟包围起来,有的说:“大哥,回来啦!如今分田了,家里作田的事有爹妈做就够了,你就带我去深圳赚钱吧!”也有说:“大哥,农村的情况你也晓得,靠几亩田收入有限,年轻人想要建房、结婚都相当困难。你就把这些兄弟都带出去深圳赚钱吧。”兄弟们七嘴八舌,都吵着、缠着要跟国元去深圳务工。

国元站立门前台阶,激动地说:“大家想去深圳打工赚钱,我非常赞成,趁着当前大好形势,我一定努力把本家族乃至全村庄人,都带出去深圳赚钱发财。”说得众亲属兴高采烈,情不自禁鼓起掌来。

这一年春节过后,国元便带上安元、青元等十多个堂兄弟去了深圳。他通过多年来在深圳的人际关系,安排这些兄弟在深圳码头、停车场等行业做事。虽然打工也苦,但比起农村的农忙季节,却要轻松得多,而且一个月的工钱,有的能顶老家一年收入,让他们喜出望外……

1988年3月,边防站宣布国元转业深圳,在等待分配的日子里,他找到在深圳打工的兄弟聊天,听一听他们建议,寻找转业后的“致富门路”。

国元来到在停车场做保安的蒋青元住处,那住棚低矮、破烂得还不如家乡的牛棚,他弯腰钻了进去,只见住棚仅八、九平方米,摆下床铺、桌子、椅子便十分拥挤。但堂弟青元却拿出好烟、好酒、一桌子的鸡、鸭、鱼、肉招待他。国元眉毛紧锁,生气地说:“你真糊涂,自家兄弟用得着个样招待么?你大手大脚花钱,还怎样寄钱回家?”

青元却笑着反驳:“你大哥第一次来,花点钱就会吃穷了吗,如果不是你带我来深圳,能有我青元今日的风光么?”

青元笑着说:“大哥,你知道我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吗”?

“赚多少”?

“告诉你吧!多的时候一个月可赚二千块,想不到吧!”

“赚二千块,有没有搞错?”国元吃惊得目瞪口呆。他没想到自己堂堂的营级军官,月工资加补贴也仅是堂弟收入的四分之一。

国元一边喝酒,一边意味深长地说:“如今的深圳,在有本事人的眼里,遍地都是黄金,就看你怎样挖掘。”

青元信心满满地说:“我倒想到一种赚钱的简单办法,我看见深圳的洗车场,洗一辆小车5元,大车10元,每天的车子排着队,一天收入肯定上千块,我看了洗车设备也简单,投资并不大,只要选好地点,签到租地合同,就可以干了,不知大哥有没有兴趣?”

国元听了拍着手说:“好!看来我这一趟没有白来,就从做洗车场开始。”他与青元骑自行车在市区转了两天,最终选定春风路的广西大厦围墙外那块倒垃圾的空地,估算着空地约有五、六百平方米。

国元打听到那块空地归罗湖居委会管理,当他找到居委会王主任,说明租用空地的用途时,没想到王主任爽快答应:“行,我们居委会商量一下租金,再签合同!不过,运垃圾的费用得由你出,脏水不准横流马路……” 

“那是,那是。”国元点头回应。不到一星期,租地3年的合同便签订下来。

说干就干,国元立即把打工兄弟召集起来,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准备,洗车场全面竣工。国元打电报让堂弟火根来管洗车场,再带六七个洗车工,可结果却来了十多对夫妻。国元只好把他们都安在洗车场住下,将用竹子搭的两层床住棚,改为三层。

洗车场日夜营业一个多月,每天收入总在200元上下徘徊。国元便与妻子商量,干脆承包给火根算了,自己也能专心再求发展。火根管理了一个月,深知洗车潜力,便同意6000元月租,与国元签了一年承包协议。

从此,蒋家村人在深圳赚钱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在姚圩乡各个村传开。很多人都打听去深圳打工的人当中是否与家里沾亲,只要沾上边,就去深圳投奔他们。但更多的人抱着去深圳试一试,即使花了钱徒劳而返,也权当交了学费……

1989年春节后,每天都有几十上百的姚圩农民,怀着去深圳发财梦想,背着鼓鼓襄襄的棉被、日用品,挤上开往广州列车,再转车来到他们视之天堂的深圳特区。 

这时候,国元把握住商机,又在春风路承包了1个停车场;新建了3个洗车场,当即解决了家乡50多人打工。国元还请人在洗车场周围,搭建了18间住棚,以每月15元、20元价格,租给蒋家村人。蒋家人又把亲戚、朋友引来一块租,既帮了人又省了钱。

这段日子,由于姚圩农民一批批来到深圳,国元每天忙得像个陀螺,既为老乡担保到派出所或企业去当保安;也为老乡担保到宾馆、酒店做服务员。据他自己估算,1985年以来,由他直接帮助找到工作者,绝不少于1000人。

后来,一些在深圳各行各业打工的姚圩青年,以善良、勤劳等良好品德,取得上司信任,被委以重任。比如,蒋家村的蒋安元、蒋六牙、蒋元金就分别当上了深圳码头轮船总调度、两个派出所的保安大队长,他们也像国元一样,担保帮助上百姚圩人找到工作。还有不少在春风路宾馆、酒店或企业等职场站稳脚跟后,也推荐担保了不少亲友找到工作。

一种亲帮亲、邻帮邻、朋友帮朋友、同学帮同学的互助风气,已在姚圩农民工中自然形成。

然而,每年几百上千的姚圩农民冒然闯深圳,虽然绝大多数找到工作,但也有不少人没有工作而吃尽苦头。比如,很多人既没工作,又没住处,便饥一餐,饱一顿,白天找事做,晚上则钻进老乡住棚或国元停车场空车箱内睡觉,若遇上公安夜查暂住证,便逃跑、躲藏。但也有被抓住,被送往深圳关外的收容遣送站。有业主的,第二天由老板出钱,保释回深圳。没人担保,则强制劳动三个月,再释放回家。

话说火根承包洗车场后,通过自己的勤劳与智慧,赚到了他做梦也没想到的那么多钱。据他后来说,当时钱多得都用蛇皮袋装,晚上做梦也全是钱。此时的但他心里清楚,他如今赚的是国元洗车场的钱。只有通过自己创建洗车场,才是长久赚钱之路。他这种追赶国元赚大钱的欲望,已改变了他只赚小钱养家的初衷。

火根急于创建实体,他开始悄悄向熟悉司机打听哪里有可建洗车场的地皮,承诺建成洗车场必定重谢。通过努力选中了两块空地,并与两个管地皮的单位,分别签订了租地3年的合同。同时立即请人仿照国元洗车场模样,建成了两个洗车场。

1992年,国元在春风路上已经发展了4个大型停车场,6个洗车场,加上园岭、红岭、清水河等路段16个洗车场,达到了事业巅峰。但火根也不甘落后,通过深圳环卫处,在春风路等路段的垃圾房空地,又发展了五个洗车场。兄弟俩仅在春风路上,创建的洗车、守车、装卸等工种,直接解决姚圩农民务工300多人,解决住宿上千人。这对于深圳春风路“姚圩一条街”的形成,起到了“筑巢引凤”的关键作用。

1993年3月,姚圩乡政府针对本乡在深圳的上万农民工,其中春风路就3000多人的实际,决定建立流动人口党支部,帮助农民工解决纠纷、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等,委派专人在春风路设立了“姚圩乡政府驻深圳办事处”,深圳“姚圩一条街”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深圳“姚圩一条街”,既是新余民间的一个传奇故事,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姚圩乡农民进城打工的一个缩影。它反映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实行分田到户、联产责任制的正确决策,促使农民有了自主把握农闲或剩余劳动力、投入城市打工脱贫的机会,也及时弥补了城市在加快建设中各行各业所需劳动力的不足,赢得了城市建设速度与农民脱贫致富的双重效应。

如今,离当年姚圩农民赴深圳打工潮过去二十多年,那些曾经在深圳搞承包、在各行各业打工的姚圩农民,已有百分之六十回到家乡,他们回村建了楼房,又在新余街上买了商品房,有的在城里带孙子,享受天伦之乐;有的在农村搞农业承包;还有约百分之四十留在深圳打工。不过如今深圳“姚圩一条街”做工的大多是早期出来务工的姚圩农民工的第二代了。

据有人透露,1990年以来,姚圩农民工每年在驻镇的农业银行存款有几千万,有些年份超过一个亿。他们把从深圳辛苦赚取的巨大资金,带回了家乡建房、买房、搞农业承包、养殖业等,对于推动新余的城市建设、活跃农村经济和新农村建设,都起到不可估量作用。

[责任编辑:邓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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