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历史叙事中的民间书写——试论《大清黄坑》的非虚构写作

2018年06月15日 来源: 新余新闻网 作者:唐冰炎

在2001年,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宣布:他要把非虚构文体打磨成一种利器,为人类书写记忆的权利而战。21世纪以来“非虚构”作为文学观念的倡导,是对 20 世纪虚构文学的反拨,也是传统文学的一种精神回归。

龚云的《大清黄坑》正是一部以非虚构写作书写家乡古村的历史题材作品。

这部小历史叙事的作品让读者获得一种历史的具体、真切感,不仅呈现出传统文学的精神回归,更以淳厚的生命情怀书写出对家乡的缱绻深情。笔者试图从剖析作品非虚构的小历史叙述呈现的几点特征,解读它对民间集体记忆建构的书写意义。

一、真实性的超然追求

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是通过两种“途径”获得的:一是在写作之前,作家要进行详细的调查,保证作家“亲历现场”;二是在文本之中,大多有“我”的在场,既是作家本人、也是叙述者,而且还是事件的参与者。

《大清黄坑》的作者龚云为创作这部小说,显然采用的是第一种途径。他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在黄坑蹲点两年之久,写作过程中多次重赴当地实地考察,通过与当地村民、家谱、村史编撰者的亲身交流,记录大量的民间口传故事,透彻研读黄坑的傅氏族谱及为数不多的记载了与黄坑有关的史料,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以一个资料并不丰富的村落历史为题材的书写显然是艰辛的,一旦重新遁入“虚构”的美丽藩篱之内,此类题材难以与写者趋之若鹜、史料丰厚可信的宏大历史选题抗衡而凸显出意义。但作者成功地坚守了非虚构写作的核心——真实性,将原本杂乱隐蔽的历史人物与口传故事以传统历史小说线性时间发展秩序作为明线,黄坑傅氏祖上、明尚书傅瀚传承的五德为代表的族群文化作为隐线,整合为颇有规模的官——商——民间知识分子三个相对独立却又前后承接的篇章。

二、民间视角中的独特风景

“非虚构”文学强调作家体验、介入与行动,以亲身体验的方式去探索,从人们习焉不察的地方重新出发,去发现世界的复杂与微妙,将一个个“小世界”及其内部风景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宏大叙事的历史小说展现的更多的是强劲的意识形态色彩。《大清黄坑》由上中下三部构成:父子州官、江右商人、退斋主人。三部分的中心人物身份分别是州官、商人和民间知识分子。诚然,这符合传统历史小说线性时间发展的秩序,也正是黄坑傅氏由兴至衰的家族史。但作者书写这段历史的视角是去精英化的,作品并没有刻意攫取惊心动魄的宏大历史事件,也没有浓墨重彩地渲染光芒四射的时代英雄,而是讲述了诸个璞玉无华、温馨人性的民间故事,并真实地保留了民间口传叙事的视角与语言。以上篇《父子州官》为例,以微观史视角来看,傅芬父子两代皆任州官是黄坑自清以降的辉煌时期,“世大夫第”的建造正见证了这段族人引以为傲的历史。然而将历史回溯到更远,与明朝尚书傅瀚及明中叶的傅氏三杰相较,傅芬作为“调北填南”特殊时期选贡的湄潭知县、后升任普安知州,世烈作为建昌县教授,后升任云南和曲州知州,身世与功名都不算显赫。文中父子州官的诸个故事也并非轰轰烈烈的建功立业之事,世烈的结拜兄弟傅弘烈绞杀叛军、出生入死的赫赫战绩并未成为此篇的焦点,世烈父子心系故园、植树造湖“修补”风水、修建书院、祠堂传承文章节义才是叙事的中心,这是他们深入骨髓的族群文化认同意识的体现,也正是作者攫取的民间视角的折射。

这些故事带有鲜明民间口述实录色彩,如“苗蛊疑案”,既有民间传奇色彩却又极具民间风土人情味道,傅芬作为贵州偏远县城湄潭的父母官,对升迁湖南某州并无兴趣,只对儿侄嬉闹玩耍、当地居民少有纷争的世外桃源情有独钟。对于世兴的离奇死亡,傅芬与儿子世烈虽然态度立场并不一致,但均是以民生大计为重,尤其年轻的世烈表现出的不仅是敢于质疑、寻根溯源的理性精神,更兼有“宅心仁厚、为民请命”的人文情怀。此后发生的潘翘生命案的故事中,世烈受苦哇鸟传说的启发,发现食用死黄鳝致命,从而解救了蒙冤的潘翘生,正呼应了世烈具备的优良品质。

“父子州官”一篇中的诸多民间故事的攫取,恰恰从民间的视角铺陈出一幅幅民间的别样风景,塑造出一批鲜活的淳朴善良的民间小人物群像,彰显了深植黄坑民间的五德与厚重的族群文化。

三、自由通俗的文体与客观平实的民间语言

美国非虚构类代表作品《冷血》的作者杜鲁门·卡波特曾说:“非虚构作品是一种既通俗有趣又不规范的形式,它允许使用文学所有的手段。”由于非虚构文学是以已经发生过的具有“故事性”和“文献性”的真人真事为题材进行书写,其语言客观平实,方言化、口语化及通俗化的特征较为明显。

《大清黄坑》一书的体例显现出自身的独特性,融人物传记、民间故事、口述文学为一身,它的构架与语言并没有遵循以往既定的文学范式,呈现出较为松散、随意的风格,但作品的阅读体验在温馨人性之外,更突出的是通俗有趣。

上篇中的“苗蛊疑案”无疑是生动有趣的,中篇与下篇中引人入胜、脍炙人口的故事更加层出不穷。如黄坑五桂的父辈、白手起家的寒门之后文熉公与秀秀的“田螺姑娘”式爱情故事、学周学武艺时铁罐打水、徒手碎碳、蚊帐中使筷子夹蚊子的经历、仗义的如瑛用鸡蛋作弄郭麻子的趣事……加上作者在民间收集与史料中摘取的民间谚语、诗歌的穿插,如“世大夫第”建造时,不仅有小学徒木工与戏迷师傅做活时语词误解产生的“锯错”的趣闻,还有房子上梁时木工、泥工、风水先生的原汁原味的乡土特色的贺词,让每个故事都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民间的韵致,传递给读者鲜活的“在场”体验。

在二十万字的文本中能容纳如此数量的故事,正是故事的叙述方式较为完整真实地保留了民间故事客观平实、口语化、通俗化的语言风格。其中很多故事如果采用传统文学中大量虚构、运用华美绚丽、流光溢彩的修辞与渲染,至少可以创作成为一个中短篇的小说作品。

如下篇《退斋主人》中傅玠、何淑夫妇婚后一年便阴阳两隔的故事,只在文中有两千字左右的着墨,而这样感人肺腑的生离死别的爱情,在传统文学中正是富有大力渲染煽情潜质的情节,如民国著名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梁祝化蝶的情节经过虚构与渲染,拥有了华美绚丽、精致动人的细节:“过了一些时候,又是二月中旬……地上的细草,已经轻铺嫩绿色毯子……四九银心对墓各拜几拜,轻轻向墓边一站,只见草丛里面,突然飞起两只大蝴蝶……那两只大蝴蝶又展了翅膀,一上一下,一左一右,缓缓的在树木丛中,双碑新冢之间,飞来飞去。四九留意看它,看向哪里飞去。只见两只蝴蝶此来彼往,越飞越高,飞进苍松横枝,忽然不见。”

而在《大清黄坑》下篇中《庙会相亲》这节的结尾,何淑逝后,傅玠“茶饭不思,瘦得没有人形”,但他的行动表达仅仅是“经常到淑儿的坟地上去拔草,他不允许有草长在淑儿的坟上”,且作为孝子,他也无法做到不再续娶,于是虽然“他所有的爱,似乎跟着何淑埋进坟墓”,但是,“去年他娶了青儿”。故事没有荡气回肠、千古传唱的浪漫文艺气息,但这才是真实可信的民间烟火味道,带给读者真切的“在场”感受与生命体验。

[责任编辑:邓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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