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让人生之路通向远方

2018年06月01日 来源: 新余新闻网 作者:朱永春

1976年高中毕业后,我留城分配到水泥厂成了一名烧窑工。次年,工农兵推荐上大学被请进了历史的博物馆,恢复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成了那个寒冷的冬天最为暖心的亮光。

每天,我依旧早班、中班、晚班地轮流倒换,依旧用长满硬茧的双手握住铁锹,飞锹将水泥生料或熟料装进小推车,再独自奋力推起三、四百斤重的小推车,沿着窑边狭窄的过道艰难行进。粉尘漫天飞舞的车间,透支青春的负重劳作,让一颗心在驿动中迸发出一丝火花:“我也要考大学”。

我的小学,是在“停课闹革命”和“复课闹革命”的折腾中度过。中学,又赶上“开门办学”,金子般珍贵的读书时光多半在“学工、学农、学军”的运动中消磨殆尽。“高考”无疑是横亘在眼前的一座难以逾越的山峰。我想到文化补习,却很快又将这一念头自我否定。脱产补习就没了工资收入,势必让父母背负九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再添新累。再说,上了补习班,就将心底的“秘密”公之于众,一旦名落孙山,不仅落人笑柄,得到的还将是“鸡飞蛋打”的结局。显然,自学就成为我圆梦大学的唯一出路。

厂区山坡上有一栋废弃的平房,是曾经停放推土机的车库。稍作修整,就成了我们十六个青年工人的宿舍。终日辛苦劳作,使得业余时间变得异常空虚、无聊,喝酒、打牌是消磨时光的理想选择。偌大的房间,白天、晚上都充斥着轮流倒班的同事伙伴痛饮时的弥漫酒气和浇愁发泄的呐喊,还有打牌时无所顾忌的叫骂嬉笑。在这样的环境,实在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于是,屋后那片寂静的山林成为我白天自修的教室,昏暗的路灯下则是我晚自习的课堂。看书入迷,误了饭点是常有的事,同屋的阿浪、阿荣就会记着拿起我的饭盆打回饭菜,让我不管何时回屋都不至于饿肚子。

星期天是读书的黄金时刻。宿舍会随着大部分同事返城回家而显得格外冷清,我可以坐在床上,以小木箱为书桌,没有日晒,也少了蚊虫叮咬的袭扰,全身心地进入读书的境界。阿浪、阿荣很少回家,不是不想,而是不忍我一人的孤单寂寞。阿浪瘦小的身躯飞扬着艺术的气质,为着不打扰我的安静,阿浪躲进树林让悠扬的小提琴在山谷回响,有时也练唱越剧、采茶剧。阿荣则是天生的“闷葫芦”,少言寡语,稍有空闲便摆弄起手表、闹钟、收音机之类。直到屋外传来阿浪有板有眼的戏剧唱腔,我知道,到吃饭的点了。我们三人一同敲起饭盆走向坡下的食堂,身后洒下一路《西沙,我可爱的家乡》的旋律。

那时,厂里没有澡堂。每天下班,我们只能用屋前的自来水冲洗全身的水泥粉尘。冬天,自来水冰冷刺骨,冲洗完毕,还来不及擦干,脸上、手上、脚下又立马现出一层干硬的粉尘,那粉尘仿佛已渗进皮肤,用多少肥皂也无法洗净。水泥粉尘很伤皮肤,手脚皲裂得厉害,握笔写字、走路都感觉钻心地疼。阿浪、阿荣常常用电炉烧好热水,让我能够洗净一些身上的粉尘,尽量减少皲裂的苦痛。

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每月48斤的粮食定量依旧不足以补充我们身体消耗所需。有时看书到深夜,肚子饿得“咕咕”直响。从未接触过农业生产的阿浪、阿荣,竟然在屋后空地种起了红薯。我们把收获的红薯装进包装水泥用的牛皮纸袋,用砖头垫起码放在墙边,多半可以完好无损地保存到次年的春节。每次夜深人静我从路灯下看书回宿舍,总能看见饭盆里盛放着几个煮熟的红薯,虽然已是冰凉,却是那么暖胃暖心。

1981年9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收发室老郑一路气喘吁吁来到车间,嘴里断断续续地喊着“考…考上了”。当他把装有入取通知书的信封交到我的手中,一行热泪潸然而下。

那是个秋风送爽的日子,我背起行囊,揣着人生的梦想,告别了浸润我汗水和青春的水泥厂,作别了一千个日夜同甘共苦的兄弟,踏上了通向远方的漫漫长路。

[责任编辑:邓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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