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回游村

2017年06月23日 来源: 新余新闻网 作者:余立立

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我总会回忆起40多年前的知青岁月。

前几天我受知青队好友莺美的邀请到樟树玩,她约了几个队友陪我一同吃饭。我提出想到下放地——经楼公社皎湖知青队去看看,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后,第二天我们一行10人驱车前往知青队。

知青队落在一独户游姓人家,西北面环山,前面是水田和耕地。我们回家要从北面翻过一座三四十米的高山,否则就得多走两里地。知青队宿舍和猪圈是一幢房子,呈长排形,西大门以南供队员居住,大门以北则是猪的栖息地(一年以后将猪圈迁出,全归我们使用)。现在当年的宿舍已倒掉一半,剩下断垣残壁,只有南门前的那一片竹林在迎风摇曳,似乎欢迎着我们这些久未居住的主人。站在竹林前,我是浮想联翩,蹉跎岁月的一幕幕在我的眼前尤如放电影似的展现。

1973年11月,我下放到清江县经楼公社皎湖大队知青队。当时说有10人,但真正只到了我一人。还好妈妈送我下乡,见此情景,我是欲哭无泪,苦和累我不怕,可我一人在这只有独户人家的地方怎么过?想当初我是一腔热血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决要求下放的(我和姐姐同一天下放,她在山前公社,按政策我本可以缓一年下放),而且立志在农村大干一场,现在怎能打退堂鼓?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就安慰我说:“那些知青很快就会来的,我以后每天来陪你。” 

妈妈是1968年作为下放干部从清江县税务局到农村的,上调后在经楼公社税务所工作,家里离知青队有15里地。就这样,妈妈每天刚天亮就赶回去上班,下班后又摸黑到知青队陪我住。往返了5天后,大队派了一名在生产队插队的上海女知青陪我,妈妈这才结束了辛苦的旅途。过了半月,终于从樟树盼来了3个知青,看到那个女知青,我高兴得跳了起来,从此算是有个伴了。后来我们知青队陆陆续续地增加到了23人,还把插队在生产队的上海、南昌知青都集中到了皎湖知青队。

我因为随妈妈下放,举家迁至农村,很多农活干过,算个半熟练工。我干活吃得苦,所以我在队里评的底分是女知青中最高的(我们干活是以毛分计算,早上2分,上午和下午各4分,每天如果能干满10毛分,以6分的底分计算,每10分底分为3角钱,那我干一天活能赚到1角8分钱)。我的农活技术提高得很快,底分也由下放时的6分增加到1977年的10分。我干活几乎和男知青一样,插秧是我起头,割禾、锄草都是又快又好,我还会耕田、耙地,和男人一样挑100多斤。有时到公社买化肥,50斤一袋,100斤挑上肩,15里地歇上一肩半天就可挑回来。记得那时夏天干活,人就像从水里捞上来一样,全身湿透,一天要洗3个澡。

回忆起在乡下的轶闻趣事,大家是争先抢话,聊得不亦乐乎。秋莲是我到知青队的第一个女队友,少言寡语,只会闷头干活,很能吃苦。我虽然农活比她熟练,但她的吃苦耐劳精神绝不亚于我。小马是知青队中最老实、忠厚的小伙子。他不爱说话,干活特别卖力,过了一年就评上“10分”。我们女知青有什么做不动的活,都爱找他帮忙。小梁是官员女儿,但没有一点小姐派头,虚心向我学习农活,还学会了做集体饭,喂猪种菜,特有亲和力,是大家的开心果。小方是知青队的幸运儿,下放两年就参军,直让我们羡慕。男知青还聊起他们的许多“壮举”,晚上饥饿难忍偷地里的毛豆吃,开工躲懒,和别的生产队“抢水”,还跟人打架…… 引得我们哈哈大笑。

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离开知青队的,后来他们也陆陆续招工招干,直至1980年全部回城。掐指一算,我离开游村已经整整40年了,在乡下4年多,与游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游家老大爷对我特别好,也许是看我一个人先到怜悯我,抑或是看我干活卖力。我也和他很亲近,帮他织毛衣,和他聊天。有次他腿上生疮,别人都看到都恶心,我每天给他换药直至痊愈。大爷有好吃的零食,比如花生、豆子、薯片类总要留给我吃,家里有好吃的菜也要招呼我过去吃,为此,我还遭来队员们的一致“妒忌”。

徜徉在游村的房前屋后,我流连忘返,心绪如潮。我在心底呼唤:游村,我回来了,请你为我作证,我是多么地热爱这片土地。在这里,我锤炼了自己的意志,以后碰到什么困难也决不退缩;在这里,强健了我的体魄;在这里,使我对人生有了全新的认识。在竹林前,在后山边,在草坪上,队员们留下了一张张珍贵的照片。我们的面容不再年青,甚至已现苍老,但我们的心已回到了40多年前,大家心潮澎湃,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中午吃饭时,队员们频频举杯:愿我们的知青友谊长存,愿大家健康快乐,盼望来年再相聚。

[责任编辑:邓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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